博士后制度在世界上已有100多年历史。中国博士后制度始于1985年，20年来，中国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7万多人，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达到1363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达1318个。

     回顾20年来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李政道感到很兴奋，对中国博士后制度的未来寄予殷切的期望。他说，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扩大博士后队伍，提高博士后的质量，是今后发展的关键。要不断完善中国博士后制度，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有五千年灿烂文化，文化的交融可以创造新的概念，也是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源泉。中国博士后的国际化对中国、对世界科技发展都是有利的。”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博士后国际化应早日提上日程。”李政道强调，这是提高博士后质量的重要步骤，“可以从港澳台做起” 。

    据北京人事局介绍，近800家单位在四个场馆、22410平方米的场地设摊觅才，他们大多是中央和北京市所属单位以及北京地区的民营和高科技企业。此外，来自京外省市的部分单位也参加了此次供需见面会。

    据了解，这些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主要是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其中，博士生占需求的15.8％，硕士生占需求的57.1％。一共提供就业岗位17451个，涉及专业1200多个。

    首次开设的就业课程受到了大学生的青睐。据悉，选修该课的目前以高年级学生为主，也越来越受到低年级学生的关注。课程内容除了让大学生了解规划职业生涯的理念，还从社交、能力、生活等方面指导学生在学习期间自我积累。

     据介绍，2004年双方开始合作后，首先在宝钢集团进行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最终遴选出的4位博士生导师和28位硕士生导师，都是企业首席研究员，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目前承担着一批新技术、新产品的科技开发项目；随后，19名研究生陆续进入“双导师制”培养。这些研究生第一年在学校攻读基础理论课程，第二年赴企业开展课题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

     在上海市教委就校企合作培养研究生进行的调研中，上海交大的研究生们对“双导师制”校企合作培养的模式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他们最强烈的感受是，这种培养方式实行了专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结合，对独当一面的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锻炼效果明显。

     据悉，求是研究院是浙江大学在“学科汇聚”理念引领下，充分发挥高水平大学多学科优势，促进学科汇聚和交叉融合，带动学术资源的综合集成和优化配置，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重点培育、强强联合，为提升学校自主创新能力所作出的又一机制创新和探索。

     据太原理工大学调查，一名电机与电器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在今年初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有明显剽窃的痕迹。此后进行的研究生学位英语考试和国家英语四级考试中，两名硕士研究生和一名本科生分别以找人替考、携带手机等方式作弊。

     校长办公会议决定，按照《太原理工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这四名学生被分别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记者：香港有评论家认为，要办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世界一流的环境。就香港而言，除了商业发达，金融活跃，与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有许多先天不足。可事实上，前不久美国新闻周刊评价世界100所最好的大学，香港有３所大学入列，其中就有港大，在你看来，港大靠什么跻身世界一流。

     徐立之：港大有很多出色的学科，比如我们的医学院，人数不多但很有成就。微生物系，SARS来了，有了表现的机会，原来真的是世界一流的微生物系。目前，香港大学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把力量集中在几个方面去运用。我们自己有一个大学发展基金，加上社会人士支持，很多项目都做得很好。至于说香港的高等教育水平高，香港的大学师资好、管理完善、教学模式现代是重要原因。我们大学的老师都是全球招聘来的，都是很好的老师，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学校行政上的透明度很高，有很多制度去保证我们不会出错。另外，香港的学校都比较小，我们的本科生不到１万，就有条件采用比较现代化的教学模式。

     此外，我们教的是怎样去做人，怎样去应对社会，怎样去学习。鼓励他们多研究多讨论，教他们终身学习的方法。现在很多学生一出去就频繁换工作，甚至常常转行业。而公司聘人都希望能干、有主见，港大就常常鼓励学生自主独立。所以，自立自主是大部分同学的信念。我们的学生活动都是他们自己组织的，我们不去管，需要校方帮忙可以，但我们不会干预学生的想法。

     我们有一个“师友计划”，是离校的做在校同学的生活导师，每个校友每年都有一个学生。学生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可能局限在他自己学的范围内，但如果有一个校外导师，像一个念法律的学生跟一位医生交流，念文学的跟银行家交谈，这样学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大学“全人教育”的一种办法。

     记者：最近有报道说，你打算颠覆近百年的传统，彻底改变课程编排，将各个学院的课程和学生“打通”，让学生可以自主跨学科学习。这种课程改革你是如何考虑的?

     徐立之：课程方面，我们一步一步在做，不同的专业都有自己的要求，要全部打通很困难。现在做的只是，比如土木工程学院与法律学院，专业很远的两个学院放到一起；还有做得更早的文学院与社会科学院，很多文学院的学生去修读社会学院的课，倒过来也一样；再比如理学院，一年级时不定专业，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转换专业，可能从化学转到数学。选课就像吃西式套餐，有头盘、主菜、甜品，如果你能吃得下，吃两个套餐也行，但前提是你要吃光。将来，我们希望像自助餐一样，不刻意地限定某两个专业，让学生自己去选，满足本专业最低要求后自主选课，从而真正做到“学生为本”。当然，这要科学引导，不然有的学生可能毕不了业，就像只吃甜品，就会营养不良，所以我们会设立更多的辅导员。大学的改革，要想得比较清楚，做的时候也比较慢，跟实验室的竞争不一样。

     记者：教育家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香港有很多大楼，但显然只有大楼不足以吸引大师。在这样一个地方办大学拿什么吸引大师，令大师尽心尽力？

     徐立之：一个学校有三件事情互相有关：第一是老师的国际名气、教学态度；第二是学生的质量；第三是大学的设备。有好的设备可以吸引好的学生，有好的学生可以吸引好的老师，有好的老师可以促进增加好的设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互相吸引。学校的知名度和国际排名也是看这三样。我又加了一样，就是第四，社会的支持。社会人士对学校捐助，是对我们的肯定，好像告诉人家“嗯，这个学校不错，某某先生都支持”。我们筹来的钱，计划多做一些基金，用投资收入和利息去资助教授，这些教授被称为“明德教授”，因为我们的校训是“明德格物”，他们每年至少有60万元去做自己的研究。目前一共有23位“明德教授”，我们的目标是100位。其他做成基金的，还有奖学金。两者的数额大致一比一。

     记者：香港的大学今年在内地招生受到空前欢迎。你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徐立之：香港大学要发展成为国际大学，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大学”，所以，内地招生是必然的事情。今年有超过１万名学生报读港大，但我们收的学生不多，顶多250名。其实我们也没有刻意去宣传，而且学费对于内地家庭来说也蛮高的，港大在内地名气大起，大概有两个因素，一是教学模式，香港特别是港大显然能给他们完全不同的感受和体验，来去方便也相对便宜；另一个因素是口碑，学生回去后跟大家说，一个一个传开来，包括媒体的报道，才会让我们的声誉出现这种几何式的放大。

     记者：再过几年，香港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你心目中的百年港大是什么样子的？

    本次论坛邀请了教育部、劳动部、运营商、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等政府、企业代表以及来自盖洛普、HAY等人力资源机构的专家，他们对中国目前3G人才培养体制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担忧。

    人才结构不合理制约3G发展

     根据信息产业部的统计，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49亿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为33.9％，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市场和智能手机市场，并且拥有世界上移动用户量第一的GSM网络和世界上移动用户量第二的CDMA网络。

    相关专家表示，随着3G步伐的加快，市场对通信人才的需求将呈现出要求不断提高、价值不断提升、领域不断扩展的趋势，但现行的培养机制和人才结构还存在一定不合理的地方。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的迅速融合，未来的软件开发将更多地转移到移动平台上，所以软件人才的培养方向也应该相应调整，重点培养面向3G和网络融合的移动通信软件类人才。

     中国网通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才培养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要求不适应，人才供给与需求存在错位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表现在：网络型人才比重偏高，业务型人才比重偏低；本土型人才比重偏高，国际化人才比重偏低；技术单一人员比重偏高，复合型人才比重偏低；中间人才比重偏高，一线操作人才和高端技术人才比重偏低。而上述短缺人才正是运营商未来发展3G、推进3G的关键。

     中外合作量产国际化3G人才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浪潮，3G技术标准是开放的标准，3G提供的服务是全球性的，只有加强标准的国际化合作，才能在3G产业链中占据有利位置。专家认为，目前三大3G标准都是基于CDMA制式发展起来的，通信原理基本相同，部分基础技术专利也是通用的，这就为3G人才进行国际化合作创造了客观条件。

     欧洲标准化组织（含电信标准协会）驻华代表KlausZiegler认为：“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具备了成为跨国公司的实力和潜力，尤其是在电信和IT行业，中兴、华为、海尔等企业在海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提升了中国民族企业的整体形象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中外人才合作与交流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他同时表示，客观地看，中国在电信人才培养方面，整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还有待加强。

     据了解，应IMTI英泰移动通信学院的邀请，KlausZiegler已经正式出任该学院名誉院长。“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与日本的ARIB、美国的T1、韩国的TTA以及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中国无线通信标准组(CWTS)都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拥有国际化的会员基础和技术资源。”KlausZiegler表示，他将积极促进IMTI与欧洲标准化组织在学术交流、人才培训、项目研究等方面的深入合作，为培养国际化、标准化的电信技术人才而努力。

     3G成为职业教育下一个金矿

    目前，国内移动通信学科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针对3G的软件开发和业务开发课程非常少，更不要说形成一个统一的人才认定标准和相应的等级考核制度，这为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相关负责同志表示，移动通信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尤其是移动通信软件与行业技术的应用发展紧密相关，技术更新速度快，人才市场变化也快，所以需要在第一时间开发出具有前瞻性的课程，而且必须保证随着技术的发展对教材进行同步更新。这要依靠学历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在3G教育方面，应该大力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充分发挥其面向市场、机制灵活的特点，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为移动通信市场源源不断地输送高技能软件人才。

     市场需求大、成长空间好、就业质量高，3G职业教育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市场人士和投资人士的目光。北京英泰普润教育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战略与企业服务部总监林鹏认为：“中国的电信市场规模大、发展速度快，这是3G职业教育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目前大家提到的人才缺口50万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但即使以这个数字来计算的话，这个市场的容量也是非常大的。”但他同时表示，3G人才培养举足轻重，门槛也较高，必须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进行。

    在法案公布的短短1个月内，法国有120万人走上街头，有接近50所大学被迫关闭或者被学生占领。游行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暴力冲突。

    面对不断升级的游行示威，法国总统府近日发布新闻公报，决定用一项“帮助困难青年就业机制”代替《首次雇用合同》的规定。这一决定意味着该条款被撤销。

    建立新的教育改革理性

    大学生就业制度关系到个体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过程，也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含量。因此，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变革，应当树立一种新的教育改革理性。大学生就业难，一定原因在教育系统内部，如课程设置陈旧、教学手段单一、教学设施缺乏等，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教育系统外部的一些不理性因素，比如学历高消费、用人市场制度不规范等。在法国《首次雇用合同》中，政府更多的是在考虑失业率这样的“经济”问题，而无视教育自身的规律性，只会因为经济大事影响教育大计。

    建立多层次的就业渠道

    《首次雇用合同》条款出台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但是年轻人恰恰认为这侵害了他们的就业权利，因为这一合同让他们产生了更多的“不安全感”。主要原因在于，法国根深蒂固的社会保护主义以及年轻人由此产生的对“一劳永逸”就业模式的依赖。就业政策的制定，应当平衡社会保护与就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社会保护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福利，在关注其公平性的同时，更应当强调实践中“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使就业以至创业成为年轻人的一种能力，敢于面向劳动力市场主动寻找就业机会，而不是等待就业机会的到来。

    建立改革的利益相关者维度